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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晴戏剧坊

————小城里的毛老师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偶爱陈丹青  

2011-03-25 07:54:50|  分类: 我最喜欢的男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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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:我居然能画到今天,谢天谢地 - 北贝 -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

人的长相就是他的资历。

老毛我一直这样认为。

我甚至只相信人的长相。

长相,一个人的地图。

 

跟学生讲老师满眼看不到男人。

他,绝对是。

还好,有他。

 

他的女人得到的幸福是那稀有的全意。

这个社会爱他的人得到是那最淋漓的呼吸。

他有这个资力。

他有这个坚挺。

好。

真好。

 

是他的书都要买的。

不单支持,还有来自心灵的那份痛快的——爱。

我们不能如他有大成就。

但,至少我们给这个社会以绿色。

给周遍以美好。

 

我爱这个男人。

我爱这个才子。

偶爱陈丹青。

http://www.tudou.com/programs/view/HbUpDAc4t8c/

 

转陈刚刚接受的采访——陈又出新书《笑谈大先生》

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

南都周刊:对于时间,你现在是否有种紧迫感?

陈丹青:活到近六十岁,瞧着时间少下去,顶多有点芜然,谈不上紧迫感。谁不会老下去呢?

南都周刊:你曾说,中国一百年来,整体看,除了个别人物,没有哪一代是自我完成—要不给时代糟蹋,要不自己糟蹋。那么,严苛一些地看待,你算是被糟蹋的其一吗?

陈丹青:我的父辈,全被糟蹋了,就是说,在他们的壮年,二十几岁到将近五十岁,都在挨整,或者整人,都在荒谬的岁月中,荒废一生。我很幸运,青少年吃点小苦,壮年晚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不,我可没被糟蹋,虽然我也并未“完成”。

七零后、八零后、九零后仍在被糟蹋。他们还在考政治,考外语,就是不折不扣的被糟蹋。无可自救,只有熬。若干家伙可能会脱颖而出,大部分都给废了。

南都周刊:面对你在社会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(也许你无意于此),你是否有给自己祛魅的打算?

陈丹青:我可从未想象自己在社会上有“巨大的影响力”,归国十年,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。

南都周刊:对于话语权这个东西,你怎么看?

陈丹青:我有一小点“话语权”——假使“这个东西”是指我能够发表一点言论的话——全是你们媒体上给我的。近年我在自行减少这类权力,我要省时间画画。

南都周刊:当时査建英初见你,觉得你是一个三十出头面容俊秀的男子,侃侃而谈雄辩之至,一个作画之人,口才如此之好!这是你心中的自己吗?

陈丹青:你大概没见过真正有口才的家伙—查建英可能也见得少——我哪里算是会说话的。有些讲演我事先要花十几天准备讲稿,有些上台信口胡说,实在太差了。不过我不太在乎。差就差,人不可能装得比他自己更好。我也不知道我“心中的自己”是怎样的。我没那么自恋。

南都周刊:“文革”记忆对你看待当下的中国起到什么作用?

陈丹青:那些记忆的作用是:“文革”的有些部分,例如严重的匮乏,例如国家和社会形态的全盘失序,总算过去了;另一部分“文革”遗产,例如疯狂,例如人性的扭曲,例如公然的野蛮,从未终止,而且发扬光大,变本加厉:“文革”时期没人自焚,没有黑砖窑,没有小姐,没有嫖客,更没有哪个群体,尤其是官僚群体,忽然发不义之财,而且上亿。

南都周刊:你怎样看待自己在这十年的成长?如果说有成长的话。

陈丹青:到我这岁数,什么成长不成长,只是在老下去嘛。


能活着,能画画,就是福气

南都周刊:你在《退步集》中回顾1978—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,算是当代艺术家打捞起来的极珍贵的记忆,对比彼时和今日,艺术及艺术家存在的依据是什么?

陈丹青:中国绝大部分艺术家的“存在依据”,即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。在其他国家,别说欧美,就是印度中东南美,艺术家只是个体,没人管饭,自生自灭。成功的优秀的艺术家,全社会尊敬,差的艺术家,请便,你自己玩。

南都周刊:你曾在纪念徐悲鸿的发言中说,他之所以为大师,是天时地利人和,亦可反推,对这个时代,你曾否生出失落?

陈丹青:不失落。我没想当大师。我居然能画到今天还在画,谢天谢地。

南都周刊:谈及徐悲鸿时,你也曾对画家乃至艺术家的身份地位问题发表过意见,在你看来,艺术家应该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怎样的待遇和尊重?

陈丹青:真正好的艺术家,自会得到尊重—随便哪种社会,随便哪个时代—徐悲鸿当年的地位,因为“当年”,道理我已说过了。

南都周刊:归国十年,你是否做到重新认识身处艺术中的自己?

陈丹青:是的,我重新看待自己。我没想到写了这么多。没想到。

南都周刊:有一次讲座你说,“我现在算是处在一个低潮期”,这是一个艺术家自我规避的后果,还是自然来临的?这会否令你低落,你会认为自己正在错失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么?

陈丹青:什么叫做艺术家的“自我规避”,我没想过。“低落”常会有,一阵子不画画了,颜料挤出来,一笔笔开始画,手很生,情绪就会低落,觉得这手不是自己的。如此而已。你得画下去,慢慢又会了,顺了,如此而已。我错失很多,但错失又怎样呢?我没要那么多。能活着,能画画,就是福气。我要求很低。

南都周刊:对自己在艺术上的其他可能性,还会继续探索吗?对于可能要面临的创作灵感和激情的消逝,有恐惧感吗?

陈丹青:艺术不是“探索”。至少对我不是。我不用“探索”这类词,太文艺了。创作、灵感、激情,也太文艺了,十五岁时读到这类扯淡,也许会激动吧。

当然,画得不好,会不开心—恐惧倒不至于—但会继续画。对艺术,我只有一个态度,就是,保持做。


轻蔑艺术的是权力

南都周刊:你曾说,对于当代艺术,重写美术史是要紧的,重写的可能性有多大?

陈丹青:不少事正在重写,大幅度重写,但对这些重写,恐怕还得重写。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,由什么人写,写成怎样。

南都周刊:如果说“《西藏组画》完成国家立场到个人立场的转变,当时完全凭直觉,凭本能……”,后来你在艺术上也几经转变,三联画、画书、画照片等等变化,应该不仅仅凭直觉吧?

陈丹青:开初和最后,都靠直觉,中间的过程,什么都得动用,要想,要比较,要学习,要挣扎,尤其是,反反复复的工作。

南都周刊:年轻的时候相信艺术至上,但是后来渐渐明白,“有什么东西超乎于艺术之上,比艺术更有意义。”比艺术更有意义的,是什么呢?

陈丹青:我说过这意思吗?也说得太文艺了。

一定有比艺术更有意义的事物,更有意义的时刻。前提是,艺术必须在,不然人活着一点没意思。

南都周刊:你评价艺术在今日中国的待遇,“是对艺术的轻蔑,深刻的轻”,那么当代中国,艺术家算老几?

陈丹青:轻蔑艺术的是权力。你瞧,文化部等于唱歌跳舞部,排在多后面啊,远远不如财政部能源部之类—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能源部—可是在中国,艺术家很算“老几”。你知道吗?部分艺术家是国家官员,部分艺术家则和官员是铁杆朋友,不然送礼这一大块怎么办?

在欧洲,一座城,甚至一国,顶顶荣耀,永远荣耀的,是某位艺术家的名字,莫扎特、毕加索、达·芬奇、雨果、狄更斯……苏联极权时代,也到处树立旧俄文学家的雕像。可是日常对艺术家,就当他是个艺术家。中国则相反,国家层面,今古艺术名家不过是名列尾端的小摆设,活着的艺术家,倘若知名,则是摇钱树、活招牌,而这些艺术家瞧见当官的,腿就软,脸就笑,肉麻的话,可以编词典啊。

南都周刊:你出道很早,1982年就去了美国,与同时代的人一下子拉开很大距离。当时作为“后文革绘画”参与者,是一种怎样的感觉?

陈丹青:1982年,甚至1981、1980、1979年出国的人,太多啦,我认识不少,在纽约或芝加哥或随便什么州混着,聚一堆,和在北京上海一模一样,太没距离了。

我算是“文革”绘画最后一批作者,又莫名其妙成了所谓“后文革绘画”的某一个。但这都是现在说出来的名堂。当时有块画布分配给你(当时组织分配画布和颜料,我们根本买不起),绷起来,让你画打倒林彪“四人帮”或者随便什么人,你就高兴得一塌糊涂,跟狗一样,你扔块骨头,尾巴就一个劲地甩啊。

南都周刊: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纽约,你都强调一种姿态上的“逸出”,这种姿态,是有意为之么?

陈丹青:我不知道我是否“逸出”,我只看见太多老朋友渴望介入—入个党啊,有个职位啊,哪怕露个脸—都来和我商量,对我诉苦。我沮丧的是,多少当年一起玩的刺头儿、捣蛋鬼,如今蔫了、认了,或者,身居官位,拿份稿子念念,还是那张脸,完全不敢认了。有位将近四十年的老朋友——我认识他时他才十几岁—那么哀恳地对我说:丹青啊,带我玩玩吧,有什么展览叫上我吧。我说,我不办展览的。他好痛苦,五官所有部分皱起来。我今年真得帮帮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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